在中东这片充满冲突与创新的土地上，以色列素有“创业国度”之称。而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，它更是以滴灌、耐旱育种和基因编辑等尖端技术闻名于世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——这一个国家虽能研发出世界领先的转基因作物和细胞培养肉，却几乎禁止在国内商业化种植或食用任何转基因农产品
近日，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发布《2025年以色列生物技术及其他新型生产技术年度报告》（编号IS2025-0022），全面梳理了该国在植物、动物及微生物三大生物技术领域的政策、研发现状与市场动态。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：以色列是生物技术创新的“发动机”，却是商业应用的“保守派”。
根据报告，以色列自2005年起实施《植物及其他转基因生物种子管理条例》，明确规定：未经“注册证书”批准，不得销售任何转基因（GE）作物。目前，唯一获准商业化种植的GE作物是一种用来生产重组人胶原蛋白的转基因烟草——但其种植必须在封闭、隔离的温室中进行，且仅限于化妆品和医药用途，绝不允许进入食品或饲料链。
尽管如此，以色列在GE作物研发方面堪称全球重镇。全国高校、政府机构及私营企业长期致力于提升作物对病虫害、除草剂、盐碱和干旱的抗性，并开发新型生物涂层与智能食品包装技术以延长货架期。2020年，以色列创新署牵头成立CRISPR-IL基因编辑联盟，整合Evogene、Hazera Seeds、NRGene等十余家顶尖生物技术公司与学术机构，打造基于AI的高精度基因编辑平台，目标覆盖农业、水产乃至人类医疗领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以色列对基因编辑（非转基因）采取相对宽松态度。2017年，国家转基因植物委员会（NCTP）裁定：仅通过删除核苷酸、未引入外源DNA的基因编辑植物，不被视为转基因，可豁免相关法规限制。这一政策为本土育种企业打开了合规创新的大门。
虽然本国禁止商业化种植，但以色列并不限制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、销售与使用。事实上，该国几乎全部大豆和玉米都依赖进口，而这些原料绝大多数为转基因品种。
数据显示，2024/25年度，以色列进口大豆28.4万吨、玉米120万吨，大多数来源于南美和黑海地区。尽管官方承认这些进口谷物“可能包含生物技术成分”，却从未建立追踪或量化体系，也无强制标识要求。
更有趣的是，以色列犹太教洁食（Kosher）权威机构早在多年前就明确表态：食品中若含微量转基因成分，不影响其洁食认证，理由是“这些成分以‘显微比例’存在，不构成实质改变”。
不过，这一宽松局面或将改变。自2013年起，以色列卫生部便起草《新型食品法规》，拟对包括转基因食品在内的“新型食品”实施上市前审批+强制标签制度。尽管该法规至今未正式生效，但一旦落地，将要求进口商对含GE成分的产品明确标注（除非含量低于0.9%或为高度精炼油品）。这标志着以色列可能从“默许进口”转向“审慎监管”。
与植物领域形成鲜明对比，以色列在动物生物技术方面几乎一片空白。报告明确指出：
科研主要集中于利用动物细胞修复人体组织，不涉及食用 livestock 或水产养殖。
即便在2020年启动的CRISPR-IL项目中，动物基因编辑也仅作为潜在应用方向被提及，尚无实质进展。此外，由于欧盟是以色列主要出口市场，而欧盟对GE动物产品持严格限制态度，短期内以色列亦无动力发展该领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若未来出现克隆牲畜，还需获得以色列首席拉比院的“洁食认证”——而犹太律法对“杂交”或“非自然繁殖”存在伦理争议，这有几率会成为另一道隐形壁垒。
如果说以色列在传统转基因领域“束手束脚”，那么在微生物发酵与细胞培养肉这一新兴赛道，它则真正站在了世界之巅。
报告特别强调：2024年1月，以色列成为全世界首个官方批准“培养牛肉”可安全供人食用的国家。本土企业Aleph Farms获得卫生部“无异议函”（No Questions Letter），为其商业化铺平道路。此举不仅仅具备科技意义，更突破宗教障碍——2023年，以色列首席拉比大卫·劳（David Lau）裁定：只要生产的全部过程符合特定标准并经认证，培养肉可视为“洁食中性”（parve），即既非肉也非奶，可与乳制品同食。
目前，以色列拥有117家农业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和253家生物医药公司，在替代蛋白、精准发酵、功能性食品配料等领域吸引全球近9%的农业科学技术投资。尽管尚未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微生物来源的食品成分，但其技术储备与政策开放度已远超多数发达国家。
尽管科研界普遍支持生物技术，但以色列民众对此认知有限。报告说明：“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清楚传统育种、生物技术与基因改造之间的区别”，媒体也极少深入报道相关议题。环保团体虽曾担忧转基因作物“逃逸”污染野生种群，但并未形成较为强大社会阻力。
政府态度则体现为“鼓励研发、严控应用、观望国际”。一方面，通过创新基金、产学研联盟推动前沿探索；另一方面，迟迟不批准新型食品法规，避免激化社会分歧。同时，以色列近年来积极向欧盟食品标准靠拢——2024年8月，一次性采纳40余项欧盟新规，但刻意将“新型食品”排除在外，留待未来单独立法。
以色列的生物技术政策，折射出一个国家在全球化、宗教传统、科学技术创新与食品安全之间的复杂平衡。它敢于在实验室里挑战生命科学的边界，却在田间地头和超市货架上保持极度谨慎。
这种“科研激进、应用保守”的模式，或许短期内限制了本土农业的商业化潜力，却也为技术成熟、公众接受与法规完善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未来，随着CRISPR作物、培养肉和微生物蛋白逐步走向成熟，以色列能否打破“只研不产”的困局，真正将其“创业国度”的基因注入食物系统革命？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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